Ｊｕｌｉｓ愛漫遊

在 創新發現誌（idea）的網站閱讀了篇新文章：電腦，讓寫作不再枯燥；

內文大意是在資策會創研所最新研發的中文NLP技術支援下，一個真正適用於台灣本土環境的智慧型輔助寫作平台已趨成形，線上學習中文寫作不再是夢想。目前就讀於北市介壽國中的小朋友們，就是幸運的第一批受益者...(略)。

像這樣線上寫作平台的設計到底是好或不好呢？能不能取代老師教學呢？

我想，應該不至於取代老師，因為電腦教學目前還只能做到被動式的互動，但也已經算是個很強大的教學輔助工具了吧。但其實，整篇報導最吸引我的部分，還是關於中文語言處理技術的部分：（這不知道算不算是種職業病:P）

1. 錯別字偵錯的準確率92%

2. 線上寫作部分也提供搭配詞提示功能。

3. 未來，在既有搭配詞技術框架下，也將發展出偵測錯誤搭配的實用功能，使文法和文句上的批改半自動化，讓教師可專心於文意上的批評與建議。

如果真的連搭配詞偵錯功能都開發出來，這套技術應該可以賺大錢吧（？！）

像是，中文輸入法開發、部落格平台(對專葉部落客來說，應該可以省下很多發文時間吧?!)、

從遞減的語音細說祖先的故事
語言是抽象的認知體系所衍生的社會行為，它的變化極快，很受環境影響，竟然也遵循奠
基者效應的遞減原則，為人類祖先「出非洲記」的可能性再添一筆證據。

撰文╱曾志朗


人類對宇宙萬物的好奇，有的只針對很小的事物，一棵樹，一隻蜜蜂，大老鷹，小麻雀，

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的歷史背景

周振鶴  教授

日期﹕13.11.2000

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簡況

   對於現代漢語方言﹐現在通行的是七大方言的說法﹐即北方方言（官話方言）與吳、湘、閩、粵、贛、客方言。或有曰﹕晉語可獨立為一方言﹐徽語亦可算一方言。又有說贛客可合為一個方言。五十年代又有將閩方言分為閩南與閩北二方言者。但目前還是以前述七大方言為說.語言與方言之間無絕對界限﹐亦有人主張吳、閩、粵諸方言可算作語言。但學術界一般亦不作如是觀.北方方言分佈面最廣﹐從東北到西南﹐有數億人使用﹐其中西南官話分支通行於湖北（除東南角）、四川、貴州、雲南四省及湘西北、陝南與河南南緣﹔下江官話分支通行於蘇皖二省的江北地區及江南的九江至鎮江的沿江地帶。其他南方方言隻分佈在東南部。吳方言在蘇南（除鎮江以西）、上海、浙江﹐湘方言在湖南湘、資流域與廣西東北部。粵方言在廣東中部、西部和廣西東南﹔閩方言在福建（除閩西）、台灣大部、海南及廣東東部與西南沿海﹐贛方言在江西北、中部﹐客方言在贛南、閩西、粵北及湘、桂、川、台部分地區.這些方言如何形成以及為什麼會產生如此的分佈範圍﹐就是今天要講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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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明清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些問題與趨向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客座教授　李孝悌
 

案:九月中我還在香港城市大學訪問時，曾聽過這場演講，現在香港文匯報將大致內容刊載在副刊的[歷史與空間]專欄。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客座教授　李孝悌

來源：信件轉寄，原始來源未知

自然語言處理及計算語言學相關術語中英對譯表

abbreviation 縮寫 [省略語]
ablative 奪格(的)
abrupt 突發音
accent 口音/{Phonetics}重音
accusative 受格（的）
acoustic phonetics 聲學語音學
acquisition 習得

中介語和相關語言的對比

中山大學 周小兵 flszxb@mail.sysu.edu.cn

一、中介語是一種語言系統

        中介語（interlanguage）是學習者在二語習得過程中構建的、既不同於母語又不同於目標語的一種語言系統。作為語言系統的中介語有3個特徵：

（1）可塑性：語言規則不斷修正。
          如被動句中，動詞後會出現複指受事主語的賓語（王宏被老師批評了他）；幾周後逐步消失。
（2）擴散性：規則以漸進方式逐步擴展。
          外國人學漢語特殊問句，疑問代詞習得順序是：怎麼樣 / 什麼→多少 / 幾→哪裏 / 誰→怎麼（＋動詞）→多（＋形容詞）。
（3）系統性：語音、辭彙、語法都有一套規則。中介語現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規則的。目標語中的偏誤，可能符合中介語規則。對比中介語和其他相關語言系統，可促進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研究。

二、中介語跟相關語言的對比

來源：未知(信件轉寄)

標題：菸酒生完全求生大全

與所有研究生共勉之!

為什麼要念研究所:
http://www2.thu.edu.tw/~foodpro/allnews/931213.htm
http://www.im.cju.edu.tw/~chhsu/articles/Lee%20graduate%20students.pdf(原文)

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

 元遺山近體詩韻系：1050首，僅2首押仄聲韻；平水詩韻的30平聲韻中押了28韻。有「東冬」、「江陽」、「支齊」、「支微」、「齊微」、「魚虞」、「佳灰」、「真文」、「元文」、「寒刪」、「庚青」、「庚蒸」等借韻[1]現象和「東冬」、「江陽」、「支齊」、「支微」、「齊微」、「魚虞」、「佳灰」、「真文」、「寒刪」、「庚青」等出韻[2]現象。統計其1048首平聲韻的詩作後，首句入韻的900首中，有101次借韻現象、22 次出韻現象；魯國堯先生認為上述現象顯示「某韻與某韻主要元音和韻尾(如果有)相同，因而應該歸為一部」，且「必然源於當時語音的結果」，並進一步將元遺山近體詩韻系歸納為19個韻部，發現該韻系與《中原音韻》的19韻部相近；由此反映出，元遺山的詩詞用韻應是建立在當時的北方話的基礎上。

 音韻學界普遍存在一種觀點：古體詩的用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語音現象，而近體詩都是牢守功令的，相較之下，較不具有研究價值，然而元遺山的近體詩用韻卻不遵守金代功令(王文郁《新刊韻略》)，而較接近《中原音韻》，反映當時語音現象。

 魯先生透過元遺山近體詩韻系的研究成果，對元韻從中古到近代的「魂痕元(廣韻時期)--->先仙元(中原音韻時期)」演變狀況提出補充：「魂痕元--->元--->先仙元」，這與元韻在《廣韻》和韓道昭《五音集韻》書中排序的改變相互映證。

 [1] 借韻：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借韻條》：「五七言近體第一句借用旁韻，謂之借韻。」王力《漢語詩律學》：「近體詩不得通韻，僅首句可用鄰韻。…以排列相近而音又相似的韻為鄰韻。」綜兩者之言，近體詩首句可押可不押，如首句押鄰韻，即「借韻」。
[2] 出韻：近體詩的偶數句必須押韻，如不用本韻，而押其他韻字，即「出韻」。   
 

魯國堯閱讀摘要

 文章第二節中，魯先生將古體詩312首488韻段和詞376首426韻段的用韻合併討論；以廣韻為基準，將數韻同用系聯歸納為一個韻部。

  以庚耕清青蒸登六韻在元遺山的古體詩押韻情況來看，除青、登各有一例獨用外，餘皆有合用現象，因而得出"青登蒸必須與庚耕清合為一部"的結論，並命之為"庚青部"。

  元韻在元遺山古體詩韻系的歸屬：真諄欣文四韻常同用，魂痕兩韻分別與之有同用現象，故六韻合為一部；至於元韻，與魂痕同用4次，但與寒先部同用
達12次，又元遺山詞裡元韻與寒先合押，但不與魂痕同用；故魯先生將元韻納入寒先韻內，認為元韻與魂痕韻同用乃作者受傳統詩韻習慣所影響。
===>Q：為何可將詞韻與古體詩韻合併探討?是因為古體詩本就用韻寬鬆，而詞韻較詩韻寬鬆近口語，故兩者可合併討論?
 (魯先生未在文章中說明合併討論的原因)

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九: 應用語言學

問：您在應用語言學方面做過許多研究，您能否說說如何進行語言的應用研究？

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八: 地名學與文化語言學

問：這些年除了在方言學、音韻學、詞彙學領域中作了很多研究之外，您又涉獵了其它學科，比如在地名學方面，您也有相當大的成就，能不能談一談您的體會？

答：在應用研究方面，應該說剛剛參加工作時我就比較注意，比如說五十年代的語言規劃、語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後來在方言、音韻的調查研究中，碰到什麼就研究什麼，我形成了一個總體想法，就是語言學應該為社會服務，做好服務工作，才能引起社會的關注。但是應用研究並不容易，應該說比本體研究更難。比如我所研究的地名學，從本質上講是詞彙學的，可它又牽連到地理學、歷史學、方言學、民族語言學，地名的考訂牽扯到很多語種，是一個邊緣學科、綜合學科。歷來地名上的混亂狀態是非常嚴重的，比如黃埔軍校的“埔”，這個“埔”在閩語是平聲不送氣的[p?]，在客家話是平聲送氣的[pÁu]，在粵語裡是去聲[poｕ]，恐怕這三個讀音都有不同有來源，現在都寫成一樣的字，這就是同形異義。現在有很多糊塗賬，因為用地名命名的都是當地通行的地域方言，或者是早期的民族語言，這個通名跟地貌、地形有關，跟歷史有關，所以研究考訂一個地名，往往需要語言學、地理學、歷史學等等許多方面的知識，難度比較大。我前後做了大概十年時間，參加全國的地名普查，我感到，方言學工作者應該對地名研究做出應有的貢獻。1981年，我曾經在全國漢語方言成立大會上呼籲，方言學家應該多關心這方面的問題，但是至今真正介入的人還是太少。我自己感到力氣不夠用了，前些年出過幾本書，後來就沒有時間再去作深入研究了。

問：文化語言學在80年代曾經熱過一個階段，又漸漸衰歇下來。您也曾提倡從文化的角度研究語言學，您能否就文化與語言之間的關係談談您的看法？

答：關於文化語言學，八十年代曾有一批青年學者很熱心。我研究方言，感覺到不瞭解歷史文化，對許多方言現象就無法進行科學的分析，我是從方言切入去研究方言的地域歷史文化的。從理論上講，這些年有幾種流派，有本體論，認為文化特徵是語言的基本特徵、本體特徵。再一種是關係論，研究文化怎樣作用於語言，語言怎樣作用于文化。第一條我想是站不住腳的，語言跟文化是兩個東西，文化不能作為語言的內容，語言的所指跟文化有距離。關係論，看來好像很完美，實際上也有問題，兩種不同方向的研究實際上有不同的理論框架和不同的方法。我想文化語言學應該立足於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應該考察語言的外部特徵、考察語言跟社會生活的種種聯繫，來瞭解語言的特質。這種研究既要關注語言本體的結構特徵，也要聯繫語言的社會背景。這方面我只是斷斷續續地考慮過，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集中去作，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七: 漢語方言學的成就與發展方向

問：從20世紀20年代北大歌謠會開始調查漢語方言算起，漢語方言學已經走過80個年頭，您認為漢語方言學的成就在哪裡？不足又在什麼地方？對於年輕人來說，將來努力的方向是什麼？

答：我最近形成了一種看法，方言學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語言學最有成績的一個學科，對於它的成績不可小看。漢語方言學主要繼承了三個傳統：一個是音韻學，音韻學是從研究前代語言的書面語的語音結構系統入手，這是本土的語文學主流傳統；另一個是方言韻書，就是明清以來的各個方言地區所編的韻書，還有一個是教會方言羅馬字。這三個方面的傳統都被現代方言學繼承下來了。同時我們又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現代語言學的有關成果，包括語音學、音位學、音系學、實驗語音學、歷史語言學、語言地理學，這些學科是西方人創立的，我們很及時地把它們吸收過來。你看國際音標是1888年才最後制定成功，二十多年後馬上運用到中國的方言調查中。我們方言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現代語言學最有成績的部分，主要就是它實現了中學和西學的融合，是中西交流、學術融合的典範。我們的方言學把傳統的音韻學搞活了，用音標這個先進的工具來解釋各種音類和音值，同時我們也學習了西方的現代語言學、語音學、音位學，用漢語的實際材料來充實它、解釋它。方言學的成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值得好好總結。

改革開放以後，方言學又開始了新的階段。經過近二十年來的努力，方言詞典編了一百多種，方言志應該有上千本了，語法描寫、方言語法的專書也有數十本，還有大型的方言大詞典、基礎方言詞彙集以及方言地圖。關於漢語方言的分區也向前推進了一步。所以我想，中國現代語言學中方言學應該說是最有成就的部門。當然，從科學的要求來說，也還有許多不足。第一，是長期以來只重視語音的研究，對詞彙、語法的研究起步較慢，注意比較少。第二，囿于單點的研究，還沒有很好地開展面上的比較跟縱向的比較。現存的方言怎樣從古代方言、古代通語及周邊方言的多種影響中演變下來，沒有縱橫兩向的比較，對當前方言現狀的定位就不可能有很好的認識。第三，理論提高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夠。理論研究不能單靠方言學自身的研究，而是靠多學科的交叉，要借助漢語史、語法史、語音史、詞彙史的研究成果，要借助理論語言學中關於結構特徵、演變規律等理論，還要結合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應用語言學等等外部學科的研究方法。過去研究現代漢語的人認為方言不是他們的本行，研究方言的人也不注重考察現代漢語通語的狀況，方言研究也沒有同民族語言的研究聯手進行。這是明顯的三個不足：詞彙、語法方面的研究不夠，面上的比較、縱橫兩向的比較不夠，理論研究交叉學科的綜合研究不夠。

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六: 方言語法史與方言詞彙史

問：近十年來的漢語東南方言比較研究非常注重方言語法的比較。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是否能夠對整個漢語語法學理論研究做出貢獻，還是僅僅加深了我們對於方言分區的認識？

答：應該說方言語法的研究起步較晚，過去的許多大家，包括趙元任、袁家驊、呂叔湘先生，他們都認為，方言之間的語法區別都不大。我想通過近二十年的工作，這個結論受到了挑戰，很多人開始不相信這個觀點了。主要是因為我們過去調查得不夠。事實上在漢語方言之間，特別是東南方言之間語法的差別還是很大的，哪怕是在北方話中也不容小看。像晉語，它就有大量的重疊式，語綴也特別多，名詞、動詞、形容詞、量詞，都可以有重疊式，也可以帶“圪”字頭，顯然這在官話方言中是獨樹一幟的。所以包括官話方言在內，方言之間的語法差異是很值得調查研究的，還是先不作出“方言語法差異不大”的結論。

說到東南方言，我們有一二十個中青年學者作了十幾年的研究，成果相當可觀。比如說，有的方言根本沒有“把”字句，可以說“你門關上”，“門你關上”，沒有“你把門關上”的說法。許多賓語拿到動詞前面，究竟是主謂謂語句，還是受事主語，應該怎樣來分析，南方與北方這類現象的差異究竟該怎麼解釋？就是在北京官話中也不排除這種說法，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是不是一種嚴重的深刻的對立，或者本來就是兩可的，既可在前，也可在後？同一種意思可以用好幾種句型來表示，面對這樣的事實，怎麼樣進行理論上的分析？求同也不行，求異也不行，要求同存異、異中求同，立足於異和同的基礎上，對漢語的語法特點進行科學的描述。從這一點來講，我們對方言語法的研究恐怕連起步都很難說。我們可以描寫可以發掘很多語言事實，對這些語言事實怎樣展開比較，一直沒有找到非常可行的操作方法。可以說，漢語方言語法的研究不透徹，對漢語語法的理論概括就不會全面深刻。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今後需要大大地加強。

問：那麼漢語語法史和詞彙史研究如何借重方言研究的成果？比如您曾經提到的實詞虛化過程，是否能夠在方言中找到演變的清晰路線？

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五: 方言特徵詞與詞彙研究

問：漢語方言特徵詞的研究是您首倡的。請介紹一下您的特徵詞理論，這種理論對於方言分區有何意義？

答：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調查研究我感覺到，要認識方言、區別方言，除了語音特徵之外，也應該研究方言的詞彙上的特徵，方言間的語音與詞彙的特徵，它們的演變可以是不同步的。比如說贛語內部，東西南北各片語音上差別很大，但是詞彙上並沒有太多的區別。過去分閩北、閩南，福州話跟廈門話，好像語音上差別非常之大，可是它們的核心詞、基本詞大多數都一樣。所以只用一種標準，對不同的方言很難達到科學的認識。我理解的特徵詞是批量的，不是一個兩個，它們在本區內大體一致，對外來講又與眾不同。這些特徵詞應該在口語的基本詞裡找，因為越是口語，越是基本詞，如果有差異，就越是重要。很多特徵詞都有很強的派生能力，滋生出一大堆方言詞。閩方言把鐵鍋叫“鼎”，鼎蓋、鼎片、鼎底、鼎墘、鼎臍等等帶出一大串。特徵詞的研究是很有前途的。不僅如此，擴展開來，從縱向來看，現代漢語有現代漢語的特徵詞，近代漢語、中古漢語、上古漢語也都會有當時的特徵詞。如果我們把南北方言的特徵詞摸清楚了，再把縱向的不同時期的基本詞彙當中的特徵詞摸清楚了，我想整個漢語的詞彙史就一目了然了。

簡單地說，特徵詞就是基本詞中有區別性的方言詞。有一些雖然是很有區別性的方言詞，但它不是基本詞，也不能算特徵詞，比如說“茄子、茄兒、茄”，這是官話裡說法，在東南方言，福州話說紫菜，吳語說落蘇，廣東話說矮瓜，閩南話有叫紅菜的，這些好像很有區別特徵，越過一個區域說法就不同，可是這些說法沒有派生能力，不是很重要的基本詞，像這類東西不應該放到特徵詞中去。詞彙的異同有前代傳承下來的，有鄰近的地區影響來的，有同個類型的偶然的呼應，情況很複雜。所以有一些詞語儘管很有特色，也很常用，但它可能是類型上的相似關係，或者是古時候某一時代語詞的傳承。比如說河北南部邯鄲一帶，人稱代詞第三人稱可以說“伊”，也可以說“渠”，可你不能說因為說“伊”，就跟閩語是一個方言區，說“渠”就跟吳語或贛、客、粵等方言有關係。在《世說新語》的時代，整個北方第三人稱以說“伊”為主體，後來，大概在唐代，第三人稱說“渠”也很普遍。我上次到東北去，聽他們說，別人不吃的東西，家裡總有一個人把它吃光了，這叫“造”，福州話也有一樣的說法，你也不能說福州話跟東北話有什麼密切關係。所謂“造”，就是建造、堆砌、容納，不同的方言具有了相同的詞義派生關係罷了。所以，特徵詞必須從區域上來考慮，必須是基本詞，是成片的表現，要排除個別點的、類型上的雷同或是受某個時代通語的影響而造成的類似。可是有一些方言詞的分佈又很能說明問題，比如說廣東的閩語和海南島的閩語都把桌子叫“床”，把花生叫“地生”，都來自莆田話。像這樣的特徵詞的分佈，就能夠作為一種非常準確的證據證明移民的歷史。特徵詞的研究還剛剛開始，還是很有前途的。

問：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招收詞彙學專業博士生的？您開設這個研究方向的動因是什麼呢？

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四: 關於考本字

問：方言調查研究中總會遇到一些有音無字的詞，需要考釋本字。這些有音無字的詞反映了什麼現象？您也喜歡考本字，您考本字的方法是什麼？這種方法考出來的本字可信度有多大？

答：方言詞彙需要考釋本字的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語音對應中屬於常例，基本對應，但字義演變特殊的，典型的是吳語和閩語的“儂”。戴侗《六書故》就說：“吳人謂人儂”，稱別人或稱人這個基本詞為儂。閩語到現在為止，人還說儂。吳語的上海話是指第二人稱，吳語有些地方是第一人稱。這個語音是常例對應，但從字義來說，是古義。因為現在從漢代以來，除了六朝的樂府還有用儂來稱人，後來就沒有了。再比如說“鼎”，閩語區的人說鐵鍋為鼎，這個鼎的用法，根據丁邦新先生的考證，在漢代已經不用來指鐵鍋，鍋說成鑊。鼎是先秦的說法，也是字義演變的特殊。

第二種情況是字音演變屬於特例。有時候字義也發生了變化，這就更麻煩了。比如說，閩語區的高說懸，懸本來有高的意思，懸崖就是高崖。高說“懸”，福州話讀成[kEiN2]，閩南話讀成[kuai)]，都是[k]聲母，不是群母，是匣母字來的，就是說，匣母字在上古是讀[g]音，後來清化為[k]。這從語音來講屬於特殊的變例，字義也有了變遷，共同語高不說“懸”，“懸”是用作動詞。

考證方言詞的本字，有三個工作要做。第一，就是進行音韻的論證，看它是否符合古今音的對應，是基本對應，還是條件對應，還是特殊的個別字的對應。一定要理出頭緒來，證明這個讀音跟本字的反切是可以對應的。第二，字義的演變必須有一個科學的說解。懸怎麼有高的意義？人為何有儂的說法？都要說得通。第三，最好除了用古代保留下來的韻書中的反切和字義的注解之外，還要在其他古籍中找到用例作為旁證，說明不是孤憑獨證，而是在口語中存活過的。當然，最後這一條不一定都有，因為可以有方言的創新，不一不定在古代都存在。從方法上講，只要遵循這樣幾種方法，我想，可以保證它的可信度。

問：考本字既然要靠該方言的語音演變規律，那麼，在某一方言與中古音的對比都明確的情況下，為什麼同一個詞不同的人考出來的本字會有不同？

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三: 中古音與語音史

問：用方言材料解決音韻學、語音史問題時，如何把握和運用這些方言材料？（因為首先要確定使用的材料所反映的問題跟語音史上的問題是一致的，時間層次上一致，演變關係上也一致，要排除相反的材料）如何排除相反的材料？方言材料的歷史層次如何確定？

答：利用方言材料來解釋音韻問題，確實也不容易。最重要的就是要區別時間的層次，能夠分清演變的事實，不同的方言孰先孰後。有的時候一些具體問題很難一下子看透，哪怕是名家也要出問題。關於歷史層次的問題，以前研究得不太深入，曾經出現過問題。像贛語中一些知章母字也讀成[t，t’]聲母，比如在江西的吉水、新餘、宜分、平江、修水、安義這些地方，“豬”念[tu]，“知”讀[ti]，“晝”讀成[t]，“朝”讀[tau]，“轉”讀 [t«n]，“張”讀[t?N]。從四十年代開始，就有一些知名的學者認定，這是“古無舌上”“古人多舌音”的絕好證據。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變，清代學者錢大昕發現了“古無舌上”，從舌頭音分出舌上音，這是一個定論，是沒有問題的。所謂“古人多舌音”，說的是章組字在上古也有讀[t， t’]的，但是如果就剛才說的這些字來看，確實好像贛語反映出上古音的這兩個特色。可是經過了這十幾年來的研究，像日本學者平山久雄、臺灣學者何大安，還有現在香港工作的萬波的研究，已經把這個案子翻過來了。就是說，贛語的知章組讀[t、t’]，並不是上古音的遺存，而是中古以後的演變，因為贛語念[t、 t’]的只是知組三等，和章組合流了，變成[t、t’]，知組二等字走了另外一條路，跟莊組、精組合流了，讀成[ts、ts、s]。這種情況就和閩語很不一樣。閩語是知組不論二等、三等，通通讀成[t、t’]，在贛語裡就是二等、三等明確分工。而且就江西各地的情況來看，它的分佈極不平衡，知二絕對沒有讀 [t、t’]的，知三跟章只有局部地方讀[t、t’]，而且往往凡是知三讀[t、t’]的，見組也讀成[t、t’]。那就是說，三等的[t、t’]並不是直接繼承上古的端、透、定來的，而是知章組字先變成[tþ、tþÁ]，然後又變成 [¦、¦Á]，最後變成[t、t’]。(轉者按：原文亂碼，手頭沒有原文，無法更正。)走了很遠，繞了一圈之後又回到了原地。可見，不能見著風就是雨，急於下結論就容易出錯，利用方言資料，要仔細地分辨歷史層次。

問：比如中古的全濁聲母，音韻學界有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有的說中古全濁聲母是送氣的，有的說是不送氣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雙方的依據是什麼？問題出在哪裡？方言學的成果對研究諸如此類的音韻問題有無幫助？

答：全濁聲母的問題是從中古漢語到現代漢語一千多年之間語音演變的最重要的歷史事實。當時的濁音是送氣還是不送氣的？為什麼會有爭議呢？主要是因為從現代方音的表現來看，有的分清濁，有的保留濁音，有的清化之後全都送氣了，有的全不送氣，也有一半送氣一半不送氣的，五花八門。如果拿某一種方言事實來論證它，得出的結論就只能是片面的。用現代方音來證明，取此取彼各有不同，這就是分歧的主要原因。那麼怎麼來解決呢？我想，還是要把現代方音的變異分出不同的歷史層次，如果把各個方言的情況放到一個平面上來比較分析，基本上能勾畫出一個比較清晰的面目。現代保留濁音的方言主要是吳語和湘語，同是濁音，湘語不送氣，吳方言送氣，就是趙元任所說的清音濁流。關鍵就在於湘語跟吳語二者之間必有一個比較古老，一個是比較後起的，看來吳語的清音濁流是清化帶來的變化, 湘語中不送氣的全濁恐怕不好說是從送氣濁音變來的，可能湘語反映的是比較早期的現象，而吳語反映的是後起現象。客贛系的清化送氣可能繼承了晉南、關中地區的送氣濁音變來的。官話跟粵語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這是清化後的另一條變化途徑。

來源： 北大中文論壇

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二: 論方言與音韻

問：方言與音韻在您的研究中密不可分，您的一本論文集也以《方言與音韻論集》為題。您認為方言學與音韻學的關係是怎樣的？方言學自身也可以成為目的，那麼，一個方言學者是否一定要具備較高的音韻學素養？方言學者的音韻學素養對他的方言研究的影響表現在哪些方面？

答：中國方言學之所以能從過去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的東西到現在成為獨立的學科，事實上淵源之一還是得益於音韻學。趙元任講過，音韻學是代數式，方言是具體的數位，把數位代入代數式一經運算，語音史就出來了。李榮先生文革後招碩士生時，開的參考書目就是《方言調查字表》。就是說，你要研究方言，必須要懂得廣韻，必須知道中古音。《方言調查字表》就是中古音系，有了這個音韻的基礎，你對方言事實就有立體感，就能真正理解，分出不同的歷史層次。有些方言事實是金子，但它是和泥沙混在一起的，有了音韻學的基礎就能辨別出來。比如說閩語，中古的喻四等“以”母字，一部分在閩方言的白讀系統中可以讀成[ts、ts’、 s]，“身上癢”的“癢”，廈門話叫[tsiu)6]，福州話叫[su?N6]（轉者按：原文亂碼，不知當為何音）。開始時可能會以為有音無字，後來你發現“癢”可以讀[ts、ts’、s]，翅膀的“翼”可以讀［sit］，也是以母字。這樣串聯起來有十幾個字，蠅、簷、贏，等等。如果腦子裡沒有音韻學的格局，不知道以母是怎樣發展的，就不能認定這些字的白讀音。有了音韻知識，你就會發現，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說明在上古時期一直到漢代，以母跟邪母有關係。由此還可以聯想，“以”跟“似”、“餘”跟“徐”、“由”跟“袖”也是以母跟邪母通諧的例證。

再比如，很多方言都把父親叫“爸”。“爸”本來就是“父”，因為“父”在上古屬魚部，魚部讀[a]，它的聲母[f]是從[p]變來的（古無輕唇），所以“父”在上古就應該讀成[pa]。到了中古，重唇變輕唇了，魚部跑到遇攝去了，“父”就讀成[fu]。人們認為這兩個音不是一個字，就另外造了一個“爸”字。事實上它是上古音與中古音兩個歷史層次的音。可見，沒有音韻學知識，作方言調查就會寸步難行、危機四伏。你的音韻學基礎越深厚，你對方言的研究就會越深入。

問：就語音來說，方言學是否最終要為音韻學、語音史的研究提供材料？或者說除了方言分區的意義，方言學要為音韻學、語音史服務？或者相反？或者互相服務？互相服務中哪個更倚重對方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