Ｊｕｌｉｓ愛漫遊

一直喜歡讀散文遠勝於其他文體，在幾個喜歡的作家中，
余光中的散文是其中之一，覺其文章富有旋律與文采，
但這文采卻非靠著層層堆疊形容詞加以砌造而成，
而是藉著音節的控制，題材的裁剪，段落佈局的巧妙等等達成的一種心靈饗宴。
常常會讓我忍不住在眼睛追逐著文字的同時，也在心裡欣喜得頌讀著，
意外地在朋友的剪報中，看見前年六月余光中於聯合報副刊登出的這篇文章。
最喜歡其中他回憶著夏濟安情貌的幾段文字，
令人不覺遙想文人種種，神往其中。
而文中所提同安街，也多見於王文興小說之中，
再次覺得文學與人生的距離模糊地如此浪漫美麗!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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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濟安的背影 / 余光中]

兄弟並為文學家的例子相當罕見，古代的曹丕、曹植，蘇軾、蘇轍，現代的魯迅、周作人，法國的龔古爾兄弟（Edmond de and Jules de Goncourt），英國的浩司曼兄弟（A.E. and Laurence Hous-man）都很有名。
在我的朋友裡面，夏濟安與夏志清是顯赫的一例。
夏氏昆仲，我先認識哥哥濟安先生。至於弟弟，則要等到哥哥身後，我才有幸結交。濟安為人謙虛，口才不算敏捷，每逢受人讚美，總是推說他有一個弟弟，遠遠比他出色：大有關羽在曹操面前鼓吹張飛如何了得的神情。宋淇更會在旁助陣，誇說弟弟的英文更勝哥哥。所以早在見到志清之前，台北的文壇已有「戒心」了。
當年初識濟安，我已台大畢業，在國防部聯絡局服役尚未期滿；他已經是台大外文系副教授，雖然沒教過我，也該算師長輩了。加以他年齡長我十二歲，這差距半尷不尬。他的同輩至交如宋淇與吳魯芹，在離開大陸以前都已畢業於上海的大學，不像我來台後才把大學的後兩年讀完。因此我面對三人的「上海幫」，不免有點拘禮，未敢親狎。
一九五六是值得紀念的一年。那年夏天我從國防部退役，濟安見我恢復自由，竟將他在東吳大學的兼課讓了出來，推薦由我去接。這正是我教大學的開始，有了這點起碼的資歷，第二年梁實秋才要我去師大兼課，第三年才送我去美國讀書。
也就在那一年的九月，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在台北創刊，社址就設在同安街五十五巷二號，正是發行人劉守宜的寓所。濟安那時對新詩的評價不高，卻認為仍應加以鼓勵，並謙稱自己對來稿無法取捨，乃託我代約新詩的稿件。於是我每期負責約集詩稿，並在出刊後代轉刊物與稿費，直到兩年後我去美國為止。
那時候我住在廈門街一一三巷八號，靠近巷頭。走到巷底便是同安街，左轉再走三五分鐘便到了《文學雜誌》社址，真是近鄰。雜誌每月二十號出刊，所以我每到那天就去劉府取書。而每到那天，夏濟安與吳魯芹一定會去劉府打牌，一面也是等印刷廠把書送來，多少帶一點新刊出版的高興。所以每次我去，除了三位好友各據一方之外，第四位常是相稔的文友或台大的同仁，雀戰方酣，氣氛十分熱鬧，劉守宜的江北口音、夏濟安的吳儂軟語、吳魯芹的上海閒話，在牌聲劈拍之間你來我往，忽起忽落。有時候局終人散，也會見夏濟安與吳魯芹走過我家門前，一路笑談，餘興未盡，只是吳魯芹低調從容，而夏濟安聲喧語急，滿面興奮的紅暈。
濟安學貫中西，但滔滔雄辯卻非所長，加以久抱獨身，又不修邊幅，乃有名士風貌。他的鄉音頗重，講學不暢，據說當時傅斯年校長也注意到了，竟去他班上旁聽，令他相當緊張。結果校長發現他是真才實學，其疑遂息。
在赴美前夕，曾與我存去台大教授宿舍向濟安辭行。他的房間果然名不虛傳，雜亂無比，顯然亟需一位女主人用非常手段來痛加掃除。但是同樣顯然，唯一的男主人偏安一隅，與滿室的縱橫枕藉和光同塵，不，黯然同塵，互不干擾，已成定論。天長地久，能與這滿室的紛紜維持一種無序之序，恐怕真需要哲人的胸襟，才做得到有容乃安。那張書桌尤其壯觀，中西的卷帙雜沓交疊，真的是枕經藉史，只勉強在近椅的桌面留下一角支肘擱臂的餘地，逾此就號令不出京畿了。
濟安雖然性情靦腆，不修邊幅，而住處也疏於整頓，但筆下卻照顧謹嚴，無論是評論或翻譯都很出色。在他那一代的外文系教授裡，中英文兼擅如他的實在罕見。即使在中文系的教授裡，能寫出他那樣漂亮而有彈性的白話文的，恐怕也不多。
《文學雜誌》出現在五十年代後期的台灣文壇，既不附和官方鼓吹的所謂「戰鬥文學」，也不像六十年代年輕作家那樣熱中於引進所謂的「前衛」浪潮，可謂一大異數。刊名沿用朱光潛四十年代主編的綜合性文學雜誌，顯得風格穩健平實，堅持文學本位，調和中西傳統，兼顧儒家的使命感與自由主義學者的精神。
從一九五六年九月到一九六○年八月，夏濟安主編的這本《文學雜誌》一共出了八卷四十八期，內容包括論評、詩、散文、小說，作者以來自學界的為多。論評當然出於學者之手，諸如勞榦、鄭騫、葉慶炳、林文月等都是台大同仁，至於譯者，如英千里、黎烈文、翁廷樞、朱乃長等也莫非外文系同事。愛唱低調、喜歡隱身幕後的吳魯芹，支持濟安最力，並常在雜誌上發表散文與翻譯，也是在台大兼課。所以整體看來，這本雜誌的功架頗為「學院派」，簡直有點「京派」，但是幾位中堅人物如夏濟安、吳魯芹、林以亮（宋淇）又都出身上海學府，乃另有「滬派」風格。
至於濟安自己，在編務、課務之餘，那幾年確也發揚蹈厲，不但在《文學雜誌》上刊出了好幾篇擲地有聲的論文，更勤於譯述美國文學，成就可觀。
早在《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二期，濟安就發表了長文〈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用二萬二千字的篇幅，旁徵博引，以西方文學的藝術為印證，認真而詳細地分析《落月》的得失，而令整個文壇為之震驚。當年的書評照例都是泛述草評，絕少像濟安筆下這樣能博能精，犀照無遺。一般書評或能粗枝大葉指出得失，但未必說得出所以然來，更無法用經典名著作試金之石，勸喻作者如何移花接木，甚至脫胎換骨。
在三卷一期，濟安又於長近萬字的〈舊文化與新小說〉一文中分析何以儒家對中國的小說影響不深，何以一味尊崇儒教正如一味否定儒教，都不能產生偉大的小說。嚴肅而又含蓄地，他同時批判了文以載道和全盤西化的淺見。
濟安對新詩的不滿與期許，在二卷一期的〈白話文與新詩〉裡，說得十分中肯，但用的卻是高瞻遠矚的宏觀格局。一方四千字的篇幅大半用來分析「文、白、西、俚」四合一的白話文，因為那正是新詩有賴的「載體」。真正說到新詩本身，他反而避免枝節，只強調新詩最弱的地方在於音調，結果是既不宜誦讀，更不易背誦，比起古典詩來，感染力差得多了。這篇文章，當時新詩人讀了想必都不服氣。其實此文寫於一九五七年，當時台灣的新詩尚未成熟，確不夠好，音調的安排不是單調便是蕪雜。若是他能看到這四十多年來的進步，當會修正他的論調。
儘管如此，前述的三篇文章不但見解高超，而且文筆生動，作者的宏觀確能通古今之變，採中外之長，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值得作家們認真細讀。除此之外，濟安還以「齊文瑜」的筆名發表了霍桑長文〈古屋雜憶〉的中譯，刊於一卷的一、二兩期。其實「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的《美國散文選》上冊也出於他的譯筆，《美國文學批評選》中的兩篇力作：〈傳統與個人的才具〉及〈論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亦復如此。在趙麗蓮主編的《學生英語文摘》上，他更逐期中英對照譯介了當代美國作家如史華慈（Del-more Schwartz）、賈瑞爾（Randall Jarrell）的作品。
在早年台大外文系的名師之中，夏濟安是非常傑出的一位。他的影響力因主編《文學雜誌》而走出校園，普及文壇。他的台大高足，當初若非親炙這位良師，又再受到《文學雜誌》的感召，日後會否創辦《現代文學》，恐怕就難說了。只可惜天不假年，他未及半百竟爾早逝，否則台灣的文壇，至少是批評界，生態可能不同。

【2003/06/21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