Ｊｕｌｉｓ愛漫遊

關於這篇碩一上學期修林素清老師課的報告
不管怎麼想，都是讓自己十分心虛的一篇報告...
看到這篇就會警惕自己要更認真才行
嘆~可惜了那段有名師教導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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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和考據字源的字書，對後世影響很大。在其序文中，許慎指出文字在政治文化方面所起作用的同時，也著重敘述了文字產生發展的經過、歷代文字學研究的情況及他著書的目的，可看作是許慎文字學觀點的集中闡述。其中由許慎對漢字發展史、「六書說」的提出或闡述中，許慎表達出早期漢字具有形義統一、以形表義的特徵的看法；而由他對古文和籀文的解釋、「書同文」事件及「秦書八體」、「新莽六體」的記載論述，也可看出他認為漢字演變無法脫離功用需求的觀點，即所謂「蓋文字者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

（一）關於許慎《說文敘》「厥意可得而說」之說：

《說文解字·敘》：「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先由「厥意可得而說」一句來看，可看出許慎認為早期漢字的孳乳概況應是建立在形義統一的原則之下發展而來。許慎提出孔子修訂六經，左丘明撰寫《春秋》，而此二部古經的文字，皆以古文字寫成，且字義可以由古文的字形直接得以解說；換言之，即表示許慎認為早期的漢字具有形義統一、以形表意的特徵。同時，他也客觀地意識到了漢字的形體是隨著時代背景和社會發展而不斷演變的，因而《說文敘》中也提到漢字初為古文、籀文，而後小篆，更後為隸書的演變規律，反映出漢字筆畫逐漸「以趨約易」的形體演變。

當漢字發展到隸書後，早期直接反映字義的古文形體就「由此絕矣」；因此若欲因形索義，就必須溯源至早期的古文字，所以《說文》中許慎就以當時他所能見到的最古字形－也就是小篆－為還原解說漢字初形本義的主要依據；若小篆未能反映字的本義者，再將字形還原到古文字體以探求字義，許慎在《說文》中，就以「從古文之象」註解這類字例，如《說文‧民部》：「民，眾萌也，從古文之象。」小篆的「民」字形已規範化，無法反映意義，察「民」字的古文形體，正像用繩索捆綁著的奴隸；因此「從古文之象」是說必須還原到古文的形體，才能形義一致。漢字形義統一是有條件的，對字形來說，只有本字和筆意才能與義統一。

《說文解字•敘》明確表達出早期文字乃「厥意可得而說」。《顏氏家訓》也指出，「《說文》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若部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宋韻芬〈從《說文解字敘》看許慎的語言文字觀〉（漢字文化，1997）一文，即由《說文》和《顏氏家訓》這兩段話都將「說」字和「意」字連結闡述的意旨為據，進一步指出「說意」就是解說筆意，同時也可用以認識本義，並使之與本字關聯。向學春〈《說文解字敘》中的漢字形義統一論〉一文也有同樣的看法，提出「說意」乃是早期漢語詞義在內容與形式上表裡一致的橋梁；而許慎《說文》一書藉由當時所能見到的最古字形－也就是小篆－為還原解說漢字初形本義的做法，即是「說意」的具體表現，也就代表著許慎已意識到早期漢語詞義在內容與形式上有著形義統一、以形表義的特徵。

于麗萍〈從《說文解字敘注》看段玉裁的文字學理論〉（《內蒙古科技与經濟》，2002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許慎雖已察覺到漢字得以永續發展實得歸功於漢字乃「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的作用，並建立了漢字形義、形音之間的關係，但尚未能看出漢字本身音和義也有關聯，因而直到段玉裁《說文解字敘注》才完整地建立了文字自身的內部規律其實是形音義三位一體的理論，也使文字的性質得以大明。許慎未明音義關係應是有其時代背景的侷限，畢竟當時所能得見的古文字出土材料並不多，且於其之前也尚未有較具體的文字整體發展概念，因而，他於《說文》一書中，也僅能對古文、籀文的定義和認知做出概略性的解釋，也進而引發後代學者對其《說文》（含《說文敘》）內容的種種探討及更正。

（二）關於許慎《說文敘》「古文」、「籀文」之探討：

古文見於孔壁古書，據《漢志》、《論衡》等的說法，孔壁古書在西漢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壁而得見，武帝時孔安國獻出。許慎認為，雖然古文經書的書寫時代晚於《史籀篇》，但它們所用的字體實際上是早於籀文的，因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較古的字體來寫經書。但觀察《說文》所收的古文時，卻發現《說文》所收古文和近代以來考古挖掘所發現的甲骨文字及西周春秋金文都不相近，凡而較近似於戰國時的六國文字。關於這個現象，清末吳大澄、陳介祺認為孔壁古書為應是西周末期的人所傳寫，而非「復孔子六經之舊簡」。王國維則據大量資料斷定古文是戰國時東方國家的文字，這種說法漸被近幾十年的考古資料所証實。近人更進一步推斷這些書是戰國寫本，「不與秦文合者」，應是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被孔子八世孫孔鮒(或謂鮒弟騰)藏於壁中，這些書既與漢代通行的隸書不同，又與籀文有異，因而許慎會將孔壁古書視為更古於籀文的一種字體。

關於籀文，《說文敘》中明確指出，籀文即大篆，是西周周宣王時代的文字。近代古文字學興起之後，逐漸出現了把籀文時代推遲的說法。清末吳大澄、陳介祺已經看到了《說文》中所引籀文不盡合於六書，與標準大篆—石鼓文也不相同，應為西周末期文字。王國維先生認為籀文「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體勢與小篆極近，字形也多與已發現的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相同。應是戰國時代秦國通行的文字。《史籀篇》應是「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之書。」唐蘭則認為籀文「是盡量繁複的一種文字，和西周厲、宣期文字不一樣，可是和春秋時到戰國初期的銅器文字卻很接近」、「……春秋戰國之際，正是史籀篇的真確時代。」裘錫圭則反駁以上各說，主張許慎許慎以籀文為宣王時代文字的推斷應是正確的；他認為《說文》中所引籀文可能有訛誤之處，不能據為唯一依據，而文字學者公認秦國文字對西周晚期文字所作的改變最小，秦國文字與從西周晚期流傳下來的籀文有較多相合之處是很自然的事，不能以此認為籀書是秦人所作；再者春秋戰國時秦以外國家某些字的寫法也與籀文相合，足見《史籀篇》應不是「專用於秦地的字書」。

       而關於古文、籀文可能分別代表源於戰國時期六國或秦系文字的看法，直至王國維之後才開始漸漸引起眾人廣泛的探討；許慎於《說文‧敘》中儘管也提出古文、籀文之別，但應僅是視為周代時人於不同時期所造之文字，也尚無豐富的材料得以深入研究。

（三）許慎《說文敘》所載的「書同文」之事：

《說文‧敘》：「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除秦統一文字外，《說文‧敘》還記錄了另一次同文之盛，即東周中葉的一次。後人對「不與秦文合者」的不同看法，所針對的就是第一次同文之後，各國文字到底又發生了些什麼變化，到秦統一文字時它們處於什麼狀態，「不與秦文合者」是一種文字還是幾種文字。段注曰：「以秦文同天下之文」，「天下之文」似乎應理解為若干種不相同的文字，應是在東周同文之後，各國又以地域為單位求大同存小異發展而成。翦伯贊先生在談到秦整齊制度時便認為：「戰國時期，各國文字的基本結構雖然相同，但字體繁簡和偏旁位置卻有差異。李斯受命統一文字，他以秦國的文字為基礎制定小篆，並寫成範本，在全國推行。」這似乎已是史界定論。也有不少人認為東周同文之後，各地「書同文」的整體局面並沒有改變，文字的發展並不是以地域為單位元而是根據用途發生了分化，出現了不同的走向；如洪誠便依據郭沫若先生1958年對信陽楚墓竹簡的研究，進一步推論：「列國文字雖略有地方色彩，然北自燕晉，南至盧徐，東自齊邾，西至秦都，構思既同，用韻亦一。中國自春秋而後，已見『書同文，行同倫』之實際……」，「我認為自西周以來，中國文字已經逐漸自然形成了統一。……自西周以來通行於各國統治者之間的文字有一種正規的體系；而通行於各國民間的文字又別有一種簡略急就的體系，可以稱為俗書。……秦始皇帝的『書同文字』便是把各國俗體字廢棄了，而用西周以來的正體字把文字統一起來。」

（四）許慎《說文敘》的六書看法：

        許慎在《說文‧敘》開頭中明確而簡潔的闡明了漢字產生的過程為八卦而結繩而書契；至於倉頡造書則出於鳥蟲足跡的啟示，鳥蟲足跡的不同文禮就代表不同類型的鳥蟲，換言之，不同的字形也就可以代表不同的意義，因而漢字產生的最初動機或許就是字形和字義的統一體，因而許慎進而在《說文‧敘》中提出了他對六書的看法，並站在前人對六書說的理論中進而給予定義和例字，而曰：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体詰屈，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許慎所提出的六書細目名稱、定義和實例，可說是歷史上最詳細的關於漢字構造的系統理論。正如許慎所言，一般認為六書之名始見於《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但，《周禮》中並無言明六書的詳細內涵。雖然今人如于長河認為六書界說應更早於「保氏教國子」之時，甚至更早；因為，若晚於該時，保氏如何教國子曉明小學呢?

但今日多數學者認為六書之說沒有那麼早，如裘錫圭先生就認為所謂保氏講授六書，「恐怕只是一些常用的文字，內容很淺顯，把六書解釋為『造字之本』，大概是漢代古文經學派的『托古改制』。」漢代將六書作為文字學術語來解釋，先有劉歆《七略》，爾後有班固《漢書‧藝文志》加以采錄；其次是鄭眾的《周禮‧保氏》注；之後便是許慎《說文》一書。而鄭眾是鄭興之子，鄭興為劉歆的弟子；許慎是賈逵弟子，賈逵的父親賈徽是劉歆弟子。可見，這幾家說法中六書的次序、名稱雖不太一樣，但基本上都是源於劉歆的說法，略加修正而成。洪誠認為此說誇大了劉歆的個人作用，並依據鄭眾注解《周禮》時，凡是利用漢制漢事為比喻性說明時，必加「今」或「漢」以示區別，而鄭注六書不言「今」，足證其非漢人所造。

六書條目雖出於《漢志》，但必有前代遺說為其來源，最大的可能是元始五年(公元5年)，漢帝命令爰禮等人「說文字于未央廷中」，眾人各述所聞所知之時，為劉歆所得，傳於《漢志》。現今較多學者認同裘錫圭先生傾向於六書是漢代學者文字分析的總結性成果的說法，認為該說應較為客觀。此外，六書實際運用於漢字字形的劃分，也一直是歷代文字學家爭論的焦點，異說頗多。唐蘭先生就曾提出三書說加以反駁球錫圭的六書說，而言：「……六書說能給我們什麼?第一，它從來就沒有過明確的界說，各人可有各人的說法。其次，每個文字如用六書來分類，常常不能斷定它應屬哪一類。單以這兩點說，我們就不能只信仰六書而不去找別的解釋。」唐蘭先生所謂「更合適更精密的理論」，乃是認為文字系統應由象形、象意、形聲三種結構組成。裘先生認為唐蘭對象形、象意的劃分意義不大，因為象形字的字形跟象意字的字形一樣，都是表示字義的；再者，唐說排斥了假借字、非圖畫文字類型的表意字等漢字基本類型，不免是個缺陷。倒是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中的象形、假借、形聲三書說較為裘先生認同，並進而重新提出了表意、假借和形聲的裘氏三書說。李錦溪先生又有所謂六書新說，認為六書細之則六，統之則二：一象形，一假借。象形又包括指事、會意，均以字形表義；假借是純音文字，轉注、形聲則為半音半形文字。另外，還有萬光泰、戴東原兩家「四體二用說」等。

六書之爭至今仍被持續提出中，但更讓筆者在意的是，李代祥〈六書闡要－《說文解字敘》〉（《漢字文化》，1998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六書概念之真正源頭至今還沒有確切的發現，但自從許慎於《說文解字敘》中正式提出他對六書內涵的解釋後，許多漢字的形體始能在一代又一代的書寫紀錄中得以保留下來，而逐漸有規律的演變為今日常用的漢字字形，也才使中華文化得以永續綿延；而是否也因為許慎對六書內含的正式提出，於許慎之後的漢字演變有了更明確規範的演變規律呢？雖說文字演變本就有其內部規律－即配合漢字形音義三位一體的構字原則－可言，而漢字形體的發展也順應著其內部規律自行發展著，但許慎對六書的提出，象徵的不僅是他針對古文字至他書成《說文解字》的那個時代的整體漢字的構成分析理論的提出，也更加具體的影響了至今漢字形體的孳乳演變。換個方面來說，今日隨著出土材料日多，吾人所得見也發現越來越多無法解讀的甲骨文字、銅器銘文、簡帛文字及璽印文字等種種古文字形，這似乎可做為「六書」顯著影響文字構成分析之前，漢字形體迥異、文字孳乳浸多的一種佐證。

 參考文獻及書目：

1.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58～861頁

2.          王寧《訓詁學原理》（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

3.          于麗萍〈從《說文解字敘注》看段玉裁的文字學理論〉（《內蒙古科技与經濟》，2002年第2期）

4.          向學春〈《說文解字敘》中的漢字形義統一論〉（《重慶郵電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5.          宋韻芬〈從《說文解字敘》看許慎的語言文字觀〉（漢字文化，1997）

6.          李代祥〈六書闡要－《說文解字敘》〉（《漢字文化》，1998年第4期）

7.          熊柱〈《說文解字‧敘》存疑舉要〉，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1期，200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