Ｊｕｌｉｓ愛漫遊

來源： 北大中文論壇

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二: 論方言與音韻

問：方言與音韻在您的研究中密不可分，您的一本論文集也以《方言與音韻論集》為題。您認為方言學與音韻學的關係是怎樣的？方言學自身也可以成為目的，那麼，一個方言學者是否一定要具備較高的音韻學素養？方言學者的音韻學素養對他的方言研究的影響表現在哪些方面？

答：中國方言學之所以能從過去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的東西到現在成為獨立的學科，事實上淵源之一還是得益於音韻學。趙元任講過，音韻學是代數式，方言是具體的數位，把數位代入代數式一經運算，語音史就出來了。李榮先生文革後招碩士生時，開的參考書目就是《方言調查字表》。就是說，你要研究方言，必須要懂得廣韻，必須知道中古音。《方言調查字表》就是中古音系，有了這個音韻的基礎，你對方言事實就有立體感，就能真正理解，分出不同的歷史層次。有些方言事實是金子，但它是和泥沙混在一起的，有了音韻學的基礎就能辨別出來。比如說閩語，中古的喻四等“以”母字，一部分在閩方言的白讀系統中可以讀成[ts、ts’、 s]，“身上癢”的“癢”，廈門話叫[tsiu)6]，福州話叫[su?N6]（轉者按：原文亂碼，不知當為何音）。開始時可能會以為有音無字，後來你發現“癢”可以讀[ts、ts’、s]，翅膀的“翼”可以讀［sit］，也是以母字。這樣串聯起來有十幾個字，蠅、簷、贏，等等。如果腦子裡沒有音韻學的格局，不知道以母是怎樣發展的，就不能認定這些字的白讀音。有了音韻知識，你就會發現，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說明在上古時期一直到漢代，以母跟邪母有關係。由此還可以聯想，“以”跟“似”、“餘”跟“徐”、“由”跟“袖”也是以母跟邪母通諧的例證。

再比如，很多方言都把父親叫“爸”。“爸”本來就是“父”，因為“父”在上古屬魚部，魚部讀[a]，它的聲母[f]是從[p]變來的（古無輕唇），所以“父”在上古就應該讀成[pa]。到了中古，重唇變輕唇了，魚部跑到遇攝去了，“父”就讀成[fu]。人們認為這兩個音不是一個字，就另外造了一個“爸”字。事實上它是上古音與中古音兩個歷史層次的音。可見，沒有音韻學知識，作方言調查就會寸步難行、危機四伏。你的音韻學基礎越深厚，你對方言的研究就會越深入。

問：就語音來說，方言學是否最終要為音韻學、語音史的研究提供材料？或者說除了方言分區的意義，方言學要為音韻學、語音史服務？或者相反？或者互相服務？互相服務中哪個更倚重對方的結論？

答：我想，方言學與音韻學是雙向服務的，誰也離不開誰，分離就兩敗，合作就雙贏。因為音韻學是研究方言的語音現狀和演變的階梯，可以沿著梯子上上下下，方言是口口相傳的活化石，可以提供語音史的各種例證。二者各有特色，不能互相代替。方言本身有它共時的系統，可以從共時的角度研究它的結構，音韻也可以專門就語音的演變過程，把幾個不同歷史時代的語音結構串連起來看，找出它的演變規律，二者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所以它們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說誰只是誰的工具，應該都有各自獨立的研究領域。音韻學用方言事實來檢測化驗它的歷時系統，它也可以用典籍進行考證。所以我想，也不好說方言學的終極目標是為音韻服務，也不好說音韻學的目的是為方言學服務，而是相互為用，有分工有合作的兩個分支學科。

沒有音韻學、語音史知識，方言中的層次就無法分清，方言本字也無法考出；沒有方言學的成果，語音史的研究可信度也會大減。方言口語是活的自足的系統，可以進行共時的研究，語音史的研究因為材料並非完全夠用，很多時候也要借用方言學的成果。過去的語言已經消失了，由於語言變化的不平衡性，有些歷史上曾經發生的音變，在現代方言中仍在發生，我們可以利用在方言中可以觀察得到的變化，來推測和解釋歷史上已經完成的變化。

問：音韻學和語音史研究多借重書面文獻，這種研究的缺陷在哪裡？方言學成果在哪些地方可以彌補這些缺陷？

答：傳統的音韻學幾乎完全是依靠文獻的，二十世紀以後現代語言學開始，才利用活的語言材料加以論證。文獻對研究語音史來講，可以作為一個基本的依託，尤其在中國，有關的文獻可以說是汗牛充棟，非常之多。雖然從宋元到現在一千多年一直在研究，但仍沒有窮盡，依然有許多領域需要努力去總結。但是文獻畢竟沒法解決所有問題，因為文獻儘管很多，但記錄的時候有遺漏，也有偽託，出自不同人，水準有的高，有的低。《廣韻》是研究音韻的一個最基礎的材料，但是看來《廣韻》也不是沒有問題，也有錯漏的地方。比如說“鼻”，吳方言現代讀音為入聲［bie/8］，大多數官話讀陽平，說明它也來源於濁入，可是在《廣韻》裡邊沒有入聲的反切，只有去聲的反切。去聲的讀法見於現代的閩語、客家話和粵語。吳語跟官話的讀法是從入聲來的，閩語、粵語、客家話的讀法是從去聲來的，所以“鼻”應該有兩個來源。這麼常用的字，《廣韻》把應該有的兩個反切丟了一個，我想不是錯就是漏。所以，文獻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它不足的地方。顯然，方言材料作為世代相因、口口相傳的語言，是鮮活的，是直接的現實，從這一點來講，它比文獻有著不可等量齊觀的長處。當然，方言材料也有自身的問題，因為有些語言現象在現今的方言中保留下來了，有些沒有留傳下來，歷史上的語言現象有的就磨滅了。所以，文獻跟口語材料應該互相補充，不能強調一面而否定另一方面。有人說，研究音韻學、語音史就應該把主要力量放在文獻上，這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