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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五: 方言特徵詞與詞彙研究

問：漢語方言特徵詞的研究是您首倡的。請介紹一下您的特徵詞理論，這種理論對於方言分區有何意義？

答：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調查研究我感覺到，要認識方言、區別方言，除了語音特徵之外，也應該研究方言的詞彙上的特徵，方言間的語音與詞彙的特徵，它們的演變可以是不同步的。比如說贛語內部，東西南北各片語音上差別很大，但是詞彙上並沒有太多的區別。過去分閩北、閩南，福州話跟廈門話，好像語音上差別非常之大，可是它們的核心詞、基本詞大多數都一樣。所以只用一種標準，對不同的方言很難達到科學的認識。我理解的特徵詞是批量的，不是一個兩個，它們在本區內大體一致，對外來講又與眾不同。這些特徵詞應該在口語的基本詞裡找，因為越是口語，越是基本詞，如果有差異，就越是重要。很多特徵詞都有很強的派生能力，滋生出一大堆方言詞。閩方言把鐵鍋叫“鼎”，鼎蓋、鼎片、鼎底、鼎墘、鼎臍等等帶出一大串。特徵詞的研究是很有前途的。不僅如此，擴展開來，從縱向來看，現代漢語有現代漢語的特徵詞，近代漢語、中古漢語、上古漢語也都會有當時的特徵詞。如果我們把南北方言的特徵詞摸清楚了，再把縱向的不同時期的基本詞彙當中的特徵詞摸清楚了，我想整個漢語的詞彙史就一目了然了。

簡單地說，特徵詞就是基本詞中有區別性的方言詞。有一些雖然是很有區別性的方言詞，但它不是基本詞，也不能算特徵詞，比如說“茄子、茄兒、茄”，這是官話裡說法，在東南方言，福州話說紫菜，吳語說落蘇，廣東話說矮瓜，閩南話有叫紅菜的，這些好像很有區別特徵，越過一個區域說法就不同，可是這些說法沒有派生能力，不是很重要的基本詞，像這類東西不應該放到特徵詞中去。詞彙的異同有前代傳承下來的，有鄰近的地區影響來的，有同個類型的偶然的呼應，情況很複雜。所以有一些詞語儘管很有特色，也很常用，但它可能是類型上的相似關係，或者是古時候某一時代語詞的傳承。比如說河北南部邯鄲一帶，人稱代詞第三人稱可以說“伊”，也可以說“渠”，可你不能說因為說“伊”，就跟閩語是一個方言區，說“渠”就跟吳語或贛、客、粵等方言有關係。在《世說新語》的時代，整個北方第三人稱以說“伊”為主體，後來，大概在唐代，第三人稱說“渠”也很普遍。我上次到東北去，聽他們說，別人不吃的東西，家裡總有一個人把它吃光了，這叫“造”，福州話也有一樣的說法，你也不能說福州話跟東北話有什麼密切關係。所謂“造”，就是建造、堆砌、容納，不同的方言具有了相同的詞義派生關係罷了。所以，特徵詞必須從區域上來考慮，必須是基本詞，是成片的表現，要排除個別點的、類型上的雷同或是受某個時代通語的影響而造成的類似。可是有一些方言詞的分佈又很能說明問題，比如說廣東的閩語和海南島的閩語都把桌子叫“床”，把花生叫“地生”，都來自莆田話。像這樣的特徵詞的分佈，就能夠作為一種非常準確的證據證明移民的歷史。特徵詞的研究還剛剛開始，還是很有前途的。

問：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招收詞彙學專業博士生的？您開設這個研究方向的動因是什麼呢？

答：我從1997年開始招詞彙學方向的博士生。當時開這個方向？主要是因為我從方言詞彙入手作了一些方言詞彙的對比研究，常常感到詞彙學的研究成果對於我研究方言詞彙來講太不夠用了。從方言詞彙切入，動不動就涉及古漢語詞彙，另一邊又牽連著共同語詞匯，還有其他方言詞彙。現在詞彙學所提供的結論和方法不夠用，所以我想試著帶一批博士生來研究這些問題。我不敢說我對詞彙學有多深的造詣，無非是編過幾部方言詞典，作了一些方言的詞彙比較，通過考本字對方言詞跟古漢語的關係作了一些研究。還有一些具體部門的研究，如地名學，裡面有許多是詞彙學的問題，這些成果只能說是詞彙學研究的一些墊腳石。

我國詞彙學研究，分割成許多塊塊。比如說，從古漢語訓詁學脫胎出來的對於古籍中難僻詞的考證索隱，有大批人在做這項工作。在此基礎上作詞彙史的研究，是在近幾年來才注意到的。有斷代的漢語描寫詞彙的研究，但往往只限於共同語、普通話；研究近代漢語，可以不管上古漢語、現代漢語；研究現代漢語可以不考慮方言，不考慮古漢語，處於一種分割的狀態，這對詞彙學理論體系的建立非常不利。這些年來，國外的語義學部分介紹到中國，包括認知語言學，還剛剛起步，怎樣結合漢語實際來開展研究，恐怕現在還看不出眉目來。

在傳統的訓詁學之外，還有結合文學作品來研究修辭，像古代的詩話、詞話之類，但那是針對文學作品。針對語言本身的特徵開展研究，是五四以後陳望道開啟的修辭學。近二十年來，修辭學吸收了語體學、語用學的方法而得到拓展，但是似乎也還沒有重大的突破。我感覺到詞彙學研究成果不夠用也就是這個原因。我想，作為漢語詞彙學，如果能夠把古今貫通、南北結合，本體研究和應用研究想促進，這就很有可能建立一個新的完整的體系。詞彙學研究在現代漢語語言學的研究中還是一個薄弱的環節，不如方言學、音韻學，也不如語法學。所以，開闢這個方向招博士生，我是希望能夠依靠年輕一代的力量為這項工作做出一些貢獻。如果年輕人掌握了比較好的方法，相信會有所突破。

問：我們都知道漢語詞彙學研究屬於比較薄弱的環節，您是不是認為研究詞彙學要比其它分支學科更難呢？您認為今後詞彙學研究從大的方面說應該從哪些方向著手？

答：在語言學的許多部門中，詞彙學並不比音韻學、語法學容易。西方沒有詞彙學，只有語義學，很多詞彙學問題要用語法來代替。事實上詞彙學本身還是有很多課題值得去研究，而且難度很大。因為詞彙單位在語言裡數量最大，又是不斷變動的，新詞產生、詞義變化都很快，而且詞彙系統性不強，不像語音系統、語法系統那樣。詞彙有沒有系統，肯定有，比如說從《爾雅》開始的義類系統，但這個系統比較零碎，不像語法系統大的套小的那樣明確。

另外，詞彙學的應用範圍是非常廣泛的，許多部門都需要詞彙學的研究成果，它面臨的課題非常多。比如在文學作品的詞彙方面，就有語體色彩、藝術構思與詞彙的關係，基本意義與語用意義、修辭意義之間的關係。言語交際如何才能得體，達到公關的目的，有人稱之為“公關語言學”。詞書的編纂，這是語言規範的重要工作，詞書如何為每一個詞定音、定義，這是浩大的工程，裡面有許多詞彙學需要解決的問題。術語，現在科技發展這麼快，每天都在產生新術語，如何規範術語，這是術語學研究的內容。還有專名學，中國有數量最為龐大的人名，最近國家語委打算提出人名用字表，報紙上有很大的反彈，說這是破壞了“命名權”，應該反對一切限制。又如地名，中國領土多，古今地名多，異地同名、一地多名很常見，有些問題已是燃眉之急了。這些都是跟詞彙學相關的應用問題，牽扯的範圍非常廣，很多部門都在等待著詞彙學的成果。詞彙學要做好確實難，它本身的分類系統，包括同義詞系統、反義詞系統等等，都比較難理清，甚至普通話吸收了方言詞後，究竟算是已經吸收過來了，或者暫時還是方言詞，都沒法劃清界限。所以，詞彙學難研究，也是詞彙學發展令人不滿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你不能說我們的這麼多學者都很笨，它本身就有很多的難點。

問：您能不能談談詞彙學研究中一些當務之急的課題？

答：就詞彙學今後的研究方向來說，我只能就所想到的開列幾條。

首要的是詞彙系統的研究，這方面很薄弱的。索緒爾在談到內部語言學、外部語言學時說到，同一個語言內所有表達相鄰概念的詞，都是相互限制的、互相矛盾著的對立統一的關係，而不是一盤散沙。共時體系的研究，還不是很明白。關於義類問題，古典語文學作了大量的工作，但還沒有顯著的進步，現在有一部《同義詞詞林》，從詞義的角度對許多常用詞作了分類，但仍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義類是詞彙中最重要的分類系統，還有同義詞系統、多義詞系統，詞源與派生詞之間的關係等等。

第二，常用詞的比較研究。大概十幾年前，張永言先生曾經提倡過，必須把詞彙學的研究從生僻詞轉向常用詞，後來他的學生為這項工作做出了不少貢獻，應該說有一定的突破。這是今後的一個重要方向。因為詞彙系統中最常用的，無論是哪一個地域的方言，哪一個時代的語言，顯然是最重要的。我們說，不同的時代語言間的不同，方言與方言間的不同，首先就表現在常用詞的範圍不一樣。所以應該堅定不移地從生僻詞、疑難詞的研究考證轉向常用詞的研究，這也是古典語文學與現代語言學的一個重要區別。要開展常用詞的比較，也要古今南北打通，一組一組地考察，看看從古到今發生了什麼變化，由南到北還存在什麼分歧。這對我們瞭解詞彙發展變化的歷史過程和規律、理解南北方言跟通語之間的關係，哪些是同，哪些是異，也是有好處的。我曾經同跟我學習的年輕人講過，每個人選定一個小範圍，堅持做下去，幾年之後彙聚起來，就會形成可觀的規模。

第三個就是特徵詞研究。特徵詞與常用詞有不一樣的地方。常用詞是就它的頻度、派生能力來講，特徵詞是就它的差異來講的。一個時代的特徵詞，就是這個時代裡最常用的，跟別的時代不一樣。一個方言的特徵詞，是在本區普遍通行、在外區少見的。這個方面的研究跟常用詞的研究也有不同，研究的要求和目的不同。如果能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方言，把特徵詞梳理一遍，我們應該能夠提出一個用於古今漢語南北方言的特徵詞表，像斯瓦迪什的詞表一樣。現在，我們要為不同時代的詞彙定性，要研究詞彙演變的速度，通常還用斯瓦迪什的詞表，大家都覺得不好用，因為那是根據印歐語言的情況制定的。可是我們又提不出更好的適合漢語的詞表。我們應該回到漢語方言的實際當中，自己建設一個自己的系統來。

第四個就是規範研究，比如詞典編纂中的規範要求。近二十年，辭書業異軍突起，但良莠不齊，好的成果並不多。辭書編纂怎樣才能符合規範的要求，很多辭書工作者都在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地名、人名，資料非常多，恐怕有幾千萬條，怎麼樣從中理出一條規律來，提出一套規範的標準，這是一個大難題，主要是介入的人太少。不要以為這很簡單，我摸過一段時間就知道了其中的甘苦。還有新詞語問題，新詞語應該有大規模的追蹤研究，考察新出現的詞語怎樣接受社會的檢驗，看哪些可以經過社會的篩選而最終存活下來，哪些被淘汰；一切從語言實踐中來，而不是主觀設定一套方案，什麼樣的新詞該推廣，什麼樣的新詞該圍剿。關於語用、規範跟變異的關係，普通話跟方言之間的關係，文言詞跟現代語的關係，過去泛泛而論的多，扎實的研究少。我覺得應該作一些基於相當數量的計量研究，來看看漢語的特色，古語的存活、翻新，方言進入共同語、言語中的創新如何進入規範體系，這些方面的調查研究對於制定語言規範政策很有用，但我們還做得不夠。其它方面還有造詞法研究，造詞法在不同歷史時期發生的演變，有關這方面還不能說得很仔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