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八: 地名學與文化語言學
問：這些年除了在方言學、音韻學、詞彙學領域中作了很多研究之外，您又涉獵了其它學科，比如在地名學方面，您也有相當大的成就，能不能談一談您的體會？
答：在應用研究方面，應該說剛剛參加工作時我就比較注意，比如說五十年代的語言規劃、語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後來在方言、音韻的調查研究中，碰到什麼就研究什麼，我形成了一個總體想法，就是語言學應該為社會服務，做好服務工作，才能引起社會的關注。但是應用研究並不容易，應該說比本體研究更難。比如我所研究的地名學，從本質上講是詞彙學的，可它又牽連到地理學、歷史學、方言學、民族語言學，地名的考訂牽扯到很多語種，是一個邊緣學科、綜合學科。歷來地名上的混亂狀態是非常嚴重的，比如黃埔軍校的“埔”，這個“埔”在閩語是平聲不送氣的[p?]，在客家話是平聲送氣的[pÁu]，在粵語裡是去聲[poｕ]，恐怕這三個讀音都有不同有來源，現在都寫成一樣的字，這就是同形異義。現在有很多糊塗賬，因為用地名命名的都是當地通行的地域方言，或者是早期的民族語言，這個通名跟地貌、地形有關，跟歷史有關，所以研究考訂一個地名，往往需要語言學、地理學、歷史學等等許多方面的知識，難度比較大。我前後做了大概十年時間，參加全國的地名普查，我感到，方言學工作者應該對地名研究做出應有的貢獻。1981年，我曾經在全國漢語方言成立大會上呼籲，方言學家應該多關心這方面的問題，但是至今真正介入的人還是太少。我自己感到力氣不夠用了，前些年出過幾本書，後來就沒有時間再去作深入研究了。
問：文化語言學在80年代曾經熱過一個階段，又漸漸衰歇下來。您也曾提倡從文化的角度研究語言學，您能否就文化與語言之間的關係談談您的看法？
答：關於文化語言學，八十年代曾有一批青年學者很熱心。我研究方言，感覺到不瞭解歷史文化，對許多方言現象就無法進行科學的分析，我是從方言切入去研究方言的地域歷史文化的。從理論上講，這些年有幾種流派，有本體論，認為文化特徵是語言的基本特徵、本體特徵。再一種是關係論，研究文化怎樣作用於語言，語言怎樣作用于文化。第一條我想是站不住腳的，語言跟文化是兩個東西，文化不能作為語言的內容，語言的所指跟文化有距離。關係論，看來好像很完美，實際上也有問題，兩種不同方向的研究實際上有不同的理論框架和不同的方法。我想文化語言學應該立足於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應該考察語言的外部特徵、考察語言跟社會生活的種種聯繫，來瞭解語言的特質。這種研究既要關注語言本體的結構特徵，也要聯繫語言的社會背景。這方面我只是斷斷續續地考慮過，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集中去作，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留言列表
有陽光宅男的這些日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