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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龍教授訪談錄之一: 從求學到研究方言

訪談者：辛世彪 劉曉梅

問：李先生您好！自1958年您從廈門大學中文系畢業並留校執教，至今已整整45年。這45年裡您在漢語方言學、音韻學、詞彙學、地名學、語言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貢獻，並培養出了一大批人才。您是如何走上語言學研究道路的，您最初受到的影響是什麼？

答：最初的影響，可以說是童年的語言習得和青少年時期的語言教育。我出生在閩南話發源地南安，那裡是泉州音兩種口音的分界處，從小學到中學我接觸到這兩種口音，覺得很有趣。後來又到了廈門，學習廈門口音，接觸到各種閩南話和其他閩方言，當然也學普通話。這些經歷使我對學語言學發生了興趣。

廈門大學有比較深厚的國學傳統，它創辦以後，很多語言學家都在這裡任過教，像沈兼士、周辨明、林語堂、羅常培，後來還有我的老師黃典誠先生。前面幾位學者待的時間不長，可是大學者待過的地方畢竟有他的影響，廈門大學在語言學方面是有一定傳統的，所以我從大學二年級開始就想從事語言學的研究。當時正趕上五十年代文字改革運動，從中央到地方都比較重視，開展了不少活動，像制定中文拼音、簡化漢字、方言調查。五七年以後全國開展方言普查，我從頭到尾參加了，在實踐中增長了許多知識。我想，方言普查是我的語言學生涯的第一步，它讓我在語言實踐中獲得了很多書本上得不到的東西。開頭從母語閩南話入手，調查了泉州話、廈門話、漳州話，然後調查了閩西的客家話，去過長汀、連城、上杭，以後又到過閩北的將樂、泰甯、邵武。從那時到現在有四十多年了，我一直對方言調查有著濃烈的興趣。記得八十年代全省修方言志時，我在福建師大，經常在放寒暑假時去調查，快過春節時家家都放鞭炮了才回家，幾年間跑遍了閩北的每一個縣。從81、82年以後這幾年，在這個基礎上又作了比較研究，這是又一個山峰，由此去解釋事實。開始是閩語的比較，後來帶著三個學生作了客贛方言34個點的比較。90年代去了廣州之後又作了粵西客家話的比較，以後在粵語地區作了粵語的調查和比較。

李如龍教授簡介  

李如龍教授簡介：李如龍，1936年11月生，福建南安人。1958年2月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留系任教，隨後參加全國漢語方言普查，負責閩南、閩西方言調查。1960年至1963年主持《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編寫工作，兼任廈大科研處文科科長和學報編委。1973年調福建師大中文系，先後任方言研究室主任、福建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福建省語委委員。數十年間調查閩北、閩東方言數十個。1981至1987年兩次受中國語言學會和國家語委委託，主辦全國漢語方言研究班，培養方言調查研究人員近百人。1983年任副教授，1987年起招收碩士生，1989年升任教授。1994年調任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同年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為博士生導師，共招收4屆漢語方言學博士生15名。1997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審組成員。1998年轉任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1999年起共招收漢語方言學、漢語詞彙學博士生17名。2000年籌建廈門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1990年代以來，先後被汕頭大學、福建師大、河北師大、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北京廣播學院、暨南大學、黑龍江大學、華中理工大學、華中師大、南京師大、河北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聘為兼職教授，並多次出國、出境講學。為中國語言學會理事、全國漢語方言學會理事，並先後任中國地名學會理事、中國應用語言學會常務理事、國際中國語言學會及國際客家學會理事，為歷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客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和國際合作的東南方言比較研究討論會的召集人。40多年來主要研究方向為漢語方言學、漢語音韻學，旁及漢語詞彙學、漢語地名學、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出版專著20多種，論文100多篇，合計200多萬字。

閩語詞匯的時代層次

            第一篇  《閩語詞匯的時代層次》

    [説明]  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羅傑瑞先生的《閩語詞匯的時代層次》原載《方言》1979年第四期268-274頁，是研究語音層次的一篇重要文獻。為了方便同學們的學習，我建議把它譯成中文。劉倩先生自告奮勇，願意承擔這個工作，精神可嘉，功德無量。初譯均放在“閩語詞匯的時代層次”主題下。工作主要是劉倩先生做的，我只是略作加工潤色而已。譯得不合適的地方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
                                [美] 羅傑瑞  著
                             劉  倩    項夢冰  譯

這篇文章是碩二修龔老紅樓夢時的學期報告增刪完成的。
遙想完成初稿的那一個多月
大概會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那麼認真看完紅樓夢文本的歲月吧
一提到紅樓夢，多數人腦海裡首先浮現的人物大概都是寶玉、黛玉、寶釵或劉姥姥吧
從今以後，我想到的將會是那對癩僧跛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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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僧一道」情節觀察三教合一思想對《紅樓夢》的影響

第一次嘗試著分析辭書語料，雖然有點繁瑣，但是很有趣。
可惜自己對方言學、音位分析的方法理論都還認識不深，不過就把這篇當作初次紀念，提醒自己平時多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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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日期：2008.04.26
字數：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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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學者多以閩音系方言做為福建方言的代表，如李如龍、陳章太、羅常培先生[1]，因福建省境內閩音系遠比客家語區廣大，又因次方言閩南語與閩北語因仍存在不小的方言內部差異，故多以廈門及福州為閩南、閩北語的代表，[2]小川尚義在其《日台大辭典》（1907）一書中也以廈門、福州做為閩語的代表方言點。學生在此文中，即欲以小川《日台大辭典》中所記錄的臺灣廈門語為觀察對象，再對照王育德先生同以臺灣地區閩語為調查對象的的語料，觀察支微韻在臺灣廈門音中的表現。

關於廈門方言的研究：因廈門屬閩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亦為華僑出入國內外之門戶，對華僑語言有一定影響；清朝將臺灣劃入版圖後，指定廈門為唯一出入港口，進而促使廈門急速發展唯一新興都市，換言之，廈門方言為新興方言，其音韻體系反映出住民乃由其腹地漳州及泉州聚集而來的事實，即「不漳不泉」。這樣的特色便隨著當地的來台移民一起傳入臺灣，故「台灣閩南語」[3]之語言特性亦呈現「漳泉濫」的現象，也可說是在台灣的漳州音及泉州音，因使用者往來頻繁，以致語音混雜相亂而形成一種漳泉語音參濫的語言。而且依照參濫的不同程度，可形成不同的各地腔口，如「台南腔」、「台北腔」、「宜蘭腔」、「海口腔」等等；其中「台南腔」最具代表性，一般所謂的「廈門音」在台灣閩南語中，即指「台南腔」。但因小川《日台大辭典》並未說明其所舉的廈門音的調查地點為何，故學生於此並未將小川所舉的廈門音資料等同「台南腔」，而以臺灣廈門音為全文指稱。

前言：

這份心得為2007年12月1日聆聽姚榮松先生於語言文化工作坊演講後的ㄧ些記錄，姚榮松先生這場演講分享了其九十一年度的國科會計畫「台灣閩南語詞彙體系中的語言層次」專題計畫的部分成果。以下僅摘錄出全場聽講過程中印象較為深刻的部分內容。

心得：

辭彙(或稱語彙)和語音、語法並列為語言的三大要素。姚榮松先生於此演講中提到語言層次的研究屬於語言研究史的部分，而可由語音、詞彙進行研究，因語言會不斷發展變化，進而在語音、語法上都有所體現。比較穩定的是語法，其次是語音，辭彙的更新變動性則大於前兩者，故以往多由語音角度探討語言的層次問題。這應該是源於辭彙容易隨著社會上新事物的展新陳代謝，如「電腦」、「電磁爐」…等詞彙乃是在它們被發明之後才出現，在此之前，不可能在任何文獻中被察覺，但語音和組詞造句規律的語法，則不會因為新事物的出現而頻頻改變，所以，辭彙會比語音、語法更難成為語言研究中的焦點。但如果由語言演變的微觀或宏觀角度來看，詞彙和語音、語法角度則各有優劣，舉例來說，就詞彙更迭的速率來看，就比語法、語音更能提供語言研究中的微觀因素，也因詞彙較容易被保留在文獻記錄中，而較其他兩者更容易留下存在過的依據，也更容易提供語言接觸等語言外在演變因素的證據[1]。

        因而，姚榮松先生提出由「詞彙體系」看「語言層次」的想法，讓學生覺得十分有趣（雖然詳細論證過程和理論建立的依據學生聽不太懂），但以前閱讀過的ㄧ些篇章在學生腦中留下的一些概念如，語音歷史層次的構擬，可運用類似內部構擬法的分析方式進行，如純粹觀察單一語言，而從這個語言共時系統所呈現的語音的參差情況，便可進一步建立這個語言早期的階段。所謂「參差情況」就是這個語言早期階段所留下的一些痕跡，若「語音演變有規律」，則這些詞彙留下的痕跡應該會呈現出系統性的層疊。因而過去不少學者會透過比較單一語言的共時系統及交替現象來推究語音、詞彙等語言痕跡早期的狀況。此外，「層次(stratum)」這個用語源於考古學，考古學的層次是一個層次壓著一個層次，多重層次處於不同的時間平面上。而語言的歷史層次指的是「疊置在同一個共時的平面上不同來源的語言成分」，應可大致二分為歷史上外來影響所產生的歷史層次與語音的內部音變所產生的歷史層次；所謂「外來影響所產生的層次」當然是方言層次，而「內部音變所產生的層次」可能反映時間上的語音層次，也就是不同語音在形成時間上的先後次序。因而，姚榮松先生藉由以台灣閩南語為主要研究對象，又考慮到這語言具複雜的形成背景及因素，而將客家語、國語、地名、外來語等其他可能或確定和閩語產生語言接觸的因素也列為觀察、研究對象，並透過詞形、詞音、本字、訓讀[2]（學生將這幾項因素理解為前面行文所提到過的「語言變化的內在因素」），進一步探究閩語的歷史層次，包含文獻、方言、外語接觸、移民史等課題及其影響（學生將上述內容理解為前面行文提及的語言演變的外在因素）。「疊置」的概念也是讓學生覺得語言演變的研究探討十分有趣的一部份，就性質來看，語言的歷史層次，應該不是決然斷層的ㄧ個堆疊一個，因語言接觸所造成的語言演變趨向與接觸和被接觸語言的強勢弱勢有關，故語言之間的疊置承接應是存在著複雜的交錯過程，所以，也有學者在演講中詢問姚榮松先生「外來語」的認定標準、收集方式及斷代標準等問題，並舉出「HOMERUN」（在日據時期成為台灣語言的外來語，但其本身又是源於美語）、「SAVY」（肥皂，源於西班牙文）等例子，說明以外來語探討語言接觸、斷定詞彙年代時可能面臨到的困難。而姚榮松先生則回應，此困境目前尚是一大難題，故他的研究目前僅能以外來語傳至台灣的年代，也就是以文獻紀錄為標準，以文獻紀錄中所出現過的詞彙語料做為對象，且以地名為首要對象；而這個研究的附加價值即是有助於斷定台灣移民史的年代，做為移民史的確立證據之一。

這份心得為2007年12月1日聆聽姚榮松先生假於中山大學所辦的「語言及文化工作坊」演講後的ㄧ些心得，姚榮松先生這場演講分享了其九十一年度的國科會計畫「台灣閩南語詞彙體系中的語言層次」專題計畫的部分成果。

以下僅摘錄出筆者於全場聽講過程中印象較為深刻的部分內容。

辭彙(或稱語彙)和語音、語法並列為語言的三大要素。姚榮松先生於此演講中提到語言層次的研究屬於語言研究史的部分，而可由語音、詞彙進行研究，因語言會不斷發展變化，進而在語音、語法上都有所體現。比較穩定的是語法，其次是語音，辭彙的更新變動性則大於前兩者，故以往多由語音角度探討語言的層次問題。這應該是源於辭彙容易隨著社會上新事物的展新陳代謝， 如「電腦」、「電磁爐」…等詞彙乃是在它們被發明之後才出現，在此之前，不可能在任何文獻中被察覺，但語音和組詞造句規律的語法，則不會因為新事物的出現而頻頻改變，所以，辭彙會比語音、語法更難成為語言研究中的焦點。但如果由語言演變的微觀或宏觀角度來看，詞彙和語音、語法角度則各有優劣，舉例來說，就詞彙更迭的速率來看，就比語法、語音更能提供語言研究中的微觀因素，也因詞彙較容易被保留在文獻記錄中，而較其他兩者更容易留下存在過的依據，也更容易提供語言接觸等語言外在演變因素的證據[1]。

        因而，姚榮松先生提出由「詞彙體系」看「語言層次」的想法，讓學生覺得十分有趣（雖然詳細論證過程和理論建立的依據學生聽不太懂），但以前閱讀過的ㄧ些篇章在學生腦中留下的一些概念如，語音歷史層次的構擬，可運用類似內部構擬法的分析方式進行，如純粹觀察單一語言，而從這個語言共時系統所呈現的語音的參差情況，便可進一步建立這個語言早期的階段。所謂「參差情況」就是這個語言早期階段所留下的一些痕跡，若「語音演變有規律」，則這些詞彙留下的痕跡應該會呈現出系統性的層疊。因而過去不少學者會透過比較單一語言的共時系統及交替現象來推究語音、詞彙等語言痕跡早期的狀況。此外，「層次(stratum)」這個用語源於考古學，考古學的層次是一個層次壓著一個層次，多重層次處於不同的時間平面上。而語言的歷史層次指的是「疊置在同一個共時的平面上不同來源的語言成分」，應可大致二分為歷史上外來影響所產生的歷史層次與語音的內部音變所產生的歷史層次；所謂「外來影響所產生的層次」當然是方言層次，而「內部音變所產生的層次」可能反映時間上的語音層次，也就是不同語音在形成時間上的先後次序。因而，姚榮松先生藉由以台灣閩南語為主要研究對象，又考慮到這語言具複雜的形成背景及因素，而將客家語、國語、地名、外來語等其他可能或確定和閩語產生語言接觸的因素也列為觀察、研究對象，並透過詞形、詞音、本字、訓讀[2]（學生將這幾項因素理解為前面行文所提到過的「語言變化的內在因素」），進一步探究閩語的歷史層次，包含文獻、方言、外語接觸、移民史等課題及其影響（學生將上述內容理解為前面行文提及的語言演變的外在因素）。「疊置」的概念也是讓學生覺得語言演變的研究探討十分有趣的一部份，就性質來看，語言的歷史層次，應該不是決然斷層的ㄧ個堆疊一個，因語言接觸所造成的語言演變趨向與接觸和被接觸語言的強勢弱勢有關，故語言之間的疊置承接應是存在著複雜的交錯過程，所以，也有學者在演講中詢問姚榮松先生「外來語」的認定標準、收集方式及斷代標準等問題，並舉出「HOMERUN」（在日據時期成為台灣語言的外來語，但其本身又是源於美語）、「SAVY」（肥皂，源於西班牙文）等例子，說明以外來語探討語言接觸、斷定詞彙年代時可能面臨到的困難。而姚榮松先生則回應，此困境目前尚是一大難題，故他的研究目前僅能以外來語傳至台灣的年代，也就是以文獻紀錄為標準，以文獻紀錄中所出現過的詞彙語料做為對象，且以地名為首要對象；而這個研究的附加價值即是有助於斷定台灣移民史的年代，做為移民史的確立證據之一。

[1]姚榮松先生也曾在其發表過的《海峽兩岸的新詞語的比較分析》一文曾言：「四十多年來所產生的兩岸的新辭彙，主要從兩岸分隔的背景因素來分類，有帶有意識形態的新辭彙，特定社會條件下產生的新辭彙，反映新生事物的新造詞，外來語或流行語，新興的地區性詞語(方言詞)。」這即是詞彙可能因語言接觸及區域分隔可能不斷變化、延伸、新生的一種發現。

[2]林慶勳老師（2002）曾將訓讀字定義為「使用漢字標記語言詞彙時，該漢字是暫時性借用其義而不借其音。」

「武威旱灘坡漢墓醫簡」簡介

甘肅省武威市自二十世紀五〇年代起，許多木質漢簡先後出土，最早引起考古學者注目的為磨嘴子一地所出土的漢簡資料，即1959年出土於武威磨嘴子6號漢墓的「《儀禮》簡」[1]和1959年武威磨嘴子18號漢墓出土的「王杖詔令簡」[2]，前者為經學研究的重要資料，在版本校勘上極具價值；後者則為漢代養老制度研究的重要資料。其後，1972年11月，一批醫藥簡於武威旱灘坡的一座東漢早期墓藏出土，墓中出土簡牘共92枚，其中木簡七十八枚、木牘十四枚。該批材料屬於「方書」一類，保存三十多個醫方，內容包含臨床醫學、藥物學、針灸學，為研究我國古代醫學提供重要資料。自此，武威旱灘坡墓群亦成為考古重地之一。

u  武威漢代醫簡概況

（一）   「武威漢墓醫簡」出土過程

甘肅省武威市柏松公社五畦大隊的農民於旱灘坡興修水利時，意外發現一座東漢墓葬，甘肅省博物館等考古工作者隨即接手進行整理。

武威旱灘坡墓群，位於武威市西南沿祁連山北麓的一片臺地上，距武威市約20公里，分佈面積較廣，寬約1公里，長約20公里，因地勢較高，終年乾旱，草木難生，而稱為「旱灘坡」。為沖積的黃土坡地，由西向東傾斜；因遭山洪多次沖刷，又形成數條東西向的山溝。且旱灘坡墓葬群多為土洞墓，間有少數磚室墓。

據考察，1972年出土的這批「武威漢墓醫簡」之出土墓葬，即位於旱灘坡坡地東部一條山溝西岸的高處；該墓室結構為一單室土洞墓，墓室內置有一柏木棺，棺內仰臥一男屍，僅存骨架；隨葬器物有：

n棺前豎木質鳩杖一根：鳩鳥喙部略殘，做蹲伏狀，張口含食。杖身已殘損，直徑不及3cm，長約1m左右。

n陶質的壺、井、灶、盤共七件，分置於棺首兩側。棺內有五銖錢5枚、料珠2枚。

n麻質囊袋一只：置於棺內死者頭頂；袋內包有木質簡牘一束，但出土時已呈散亂，且因各簡上頭並無編號標誌，致使今人對原簡冊編聯的先後次序，幾乎無跡可循。

關於這篇碩一上學期修林素清老師課的報告
不管怎麼想，都是讓自己十分心虛的一篇報告...
看到這篇就會警惕自己要更認真才行
嘆~可惜了那段有名師教導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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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和考據字源的字書，對後世影響很大。在其序文中，許慎指出文字在政治文化方面所起作用的同時，也著重敘述了文字產生發展的經過、歷代文字學研究的情況及他著書的目的，可看作是許慎文字學觀點的集中闡述。其中由許慎對漢字發展史、「六書說」的提出或闡述中，許慎表達出早期漢字具有形義統一、以形表義的特徵的看法；而由他對古文和籀文的解釋、「書同文」事件及「秦書八體」、「新莽六體」的記載論述，也可看出他認為漢字演變無法脫離功用需求的觀點，即所謂「蓋文字者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

（一）關於許慎《說文敘》「厥意可得而說」之說：

《說文解字·敘》：「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主講人：胡平生教授（台灣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95.12.27 PM 4:00-6:00 / 中山大學文學院 706Ｒ

一、關於驪靬

（一）眾多學者及報刊雜誌的綜合報導

        今學者於甘肅省永昌縣者來寨（古驪靬城）發現了許多具有明顯歐洲人體貌特徵的居民，且他們保留有古羅馬人鬥牛的遺風，學者們經種種考證推測該地居民或為西元前53年，卡萊爾戰爭中神秘失蹤的羅馬第一軍團，該軍團的人可能是在東移的過程中，先由匈奴收留，而於後來的漢匈郅支城之戰時被漢軍俘虜，最後由西漢政府將之安置於驪鼾城定居。且有的學者發現當地村民在春節時都愛用發酵的麵粉，做成牛頭形饃饃，俗稱“牛鼻子”；也喜歡把公牛趕到一起讓它們角鬥，這正是羅馬人好鬥牛的遺風。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已斷壁殘垣的驪鼾城遺址中的「重木城」屬羅馬重要特徵。